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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独立中心式运营曾是各家银行信用卡业务发展的主流模式，如今，在行业的存量发展阶段，信用卡中心正迎来加速整合退场。7月12日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，日前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正式获批终止营业，未来，该行信用卡专营机构将改为内设部门制。

　　放眼行业，从国有大行到股份行、城商行，关停裁撤信用卡分支机构的动作并不少见。收缩“归巢”何以成为共识？当“跑马圈地”彻底成为过去式，银行又如何在这片存量市场中精耕细作？

　　信用卡中心变身为部门制

　　7月10日，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获批终止营业。同日，广州银行发布公告称，为主动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金融服务民生需求，提升零售综合服务能力，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批准，该行将原独立专营的信用卡中心转型为信用卡部，并注销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金融许可证》。原信用卡各项业务、债权债务、合同权利义务等由该行信用卡部统一负责。

　　据了解，这是业内首次将信用卡中心由独立专营机构转为内设部门。而回溯今年以来的动作不难发现，广州银行收缩信用卡独立机构的步伐其实一直在稳步推进，其珠海、东莞、佛山、惠州、中山、深圳、江门等多家信用卡分中心均已先后获批终止营业。

　　在中国(香港)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看来，这一调整主要基于三重考量：一是成本压力。信用卡中心长期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在，人员冗余、系统重复建设等问题日益突出，导致整体运营成本不断上升；二是协调效率。由于与总行其他金融部门之间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框架，跨部门沟通协调成本较高，整体运转效率受到制约；三是风控短板。独立运营模式下，信用卡中心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，短板愈加明显。

　　“正是这些问题的叠加，促使广州银行将信用卡中心并入总行行政管理体制之内，让其从独立经营主体转变为内设部门，从而降低运营成本、打通跨部门协作通道，借助全行资源更精细化地开展信用卡客户的开发与服务。”王红英表示。

　　业务调整的背后，广州银行此前曾出现信用卡贷款规模的明显缩水。年报数据显示，广州银行信用卡余额在2023年便已出现拐点，当年末余额为860.17亿元，同比下滑15.26%；2024年末进一步降至704.42亿元，降幅扩大至18.11%。到了2025年，该行年报中甚至未再披露信用卡贷款余额的具体数据，仅公布了投诉情况与未使用授信规模，其中信用卡业务投诉占比高达65.5%。

　　除了信用卡运营模式的转变，今年以来，广州银行多次更新信用卡逾期清收机构及法律服务机构名单：1月初，该行披露了40家受托逾期欠款清收机构名单；仅隔十余天，又再度公布27家逾期欠款清收诉前调解机构及法律服务机构；3月，该行公开征集诉讼业务外聘律所合作，意在进一步提升逾期资产诉讼清收的质效；进入7月，该行公示新一批信用卡中心逾期欠款清收法律服务机构信息公告，14家律师事务所入围受托名单。

　　“相信此番调整对广州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多维度影响会逐步显现。”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联合创始发起人袁帅表示，在分支网点协同层面，调整后信用卡业务成为分支行零售服务的标配模块，由总行信用卡部统一制定服务规则，进一步强化线下渠道的综合服务能力；在客户拓展层面，告别了过去分中心各自为战、重复获客的问题，总行可以围绕大湾区内的通勤、消费、文旅等统一场景设计全域通用的信用卡产品，强化本土银行的区域服务优势；在风险管理层面，信用卡的授信审批、风险监测完全纳入全行统一的风控框架，整体风控的颗粒度和精准度都会得到提升。

　　就设立信用卡部的战略考量及后续业务规划，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向广州银行方面进行采访，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。

　　收缩与转型并存

　　实际上，广州银行的收缩举动并非孤例，这亦是近年来信用卡业务回归大趋势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，全国信用卡存量规模已降至6.87亿张，较2022年三季度峰值累计减少1.2亿张，相当于日均减少约9.39万张。

　　据北京商报记者此前梳理的2025年A股上市银行年报数据，各大银行已纷纷按下信用卡规模扩张的“刹车键”。国有大行整体收缩态势显著，交通银行、邮储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降幅均超5%，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也同步收紧发卡及信贷规模。股份制银行发展呈现分化格局，招商银行、中信银行等少数银行流通卡量小幅增长，但信用卡贷款余额“降多升少”已成主基调，同时部分银行信用卡资产质量承压、风险敞口有所扩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