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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长鑫科技上市引发的“股权财政”热潮的背后，有一些关键问题亟待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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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家深耕存储芯片10余年的企业上市，让合肥市区两级国资账面浮盈突破万亿元规模。这个消息像一枚石子投入湖面，引起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狂欢，泛起的圈圈涟漪更震荡起全国财政领域长久的讨论。

　　我国政府预算由四本账构成——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，地方财政收入核心依托一般公共预算的税收收入、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土地出让收入两大来源——尤其是后者，在一些地方多年来都是财政的核心支撑财源，“土地财政”的说法由此不胫而走。

　　事情从2021年起发生了明显变化。当年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创下历史峰值。4年后，该项收入为41518亿元，比上年下降14.7%，相比2021年的峰值直接腰斩。地方财力越来越捉襟见肘，过紧日子成为常态。

　　地方财政的叙事，不得不翻开全新篇章。合肥等城市股权投资的成功让业内看到“土地财政”外的另一种可能，一些经济学者由此提出“股权财政”的概念，希望其成为政府收入新的增长点。

　　一场从“卖地换钱”到“持股生财”的讨论由此铺开。

　　“土地财政”的衰退

　　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指出，“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、文明程度、社会结构，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，所有这些甚至更多，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。”

　　在我国，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塑了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，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打开土地价值兑现的闸门，二者叠加，催生了延续20余年的“土地财政”循环。

　　这套模式逻辑简单高效：地方政府收储集体土地，完善道路、水电等基建配套，抬升地块估值后对外出让，土地出让收入流入政府性基金预算，反哺城市建设、招商引资、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，地价上涨又进一步拓宽下一轮卖地收入空间，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。

　　过去，地方官员的案头，常年摊着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收储清单、商品房出让计划，土地是城市最易得、最快捷的“提款机”。

　　在城镇化高速扩张的年代，这套体系释放出惊人能量。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，地铁、城市高架、学校、医院快速落地，低廉土地优惠吸引工厂落地，快速完成全国工业化布局。

　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说，过去一个时期，土地收入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本级收入与支出责任之间的缺口。

　　但繁华表象之下，结构性病灶逐年累积，人口拐点、城镇化放缓、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共同压缩土地增值空间。今年3月，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》进一步划定红线：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。土地供应底层逻辑彻底改写，“土地财政”的衰退不再是短期周期波动，而是不可逆的结构性转折。

　　“股权财政”的热潮

　　逐渐摆脱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已经成为业内共识，问题的关键是地方财政收入从哪里来？

　　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院院长罗志恒指出，当前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资本招商、基金招商。在实践层面，财政通过股权投资带动经济发展、产业升级的案例并不罕见，典型的如合肥模式。

　　通过投资京东方、蔚来、长鑫存储等企业，合肥不仅培育了强大的产业集群，更获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，实现了城市能级的跨越。

　　有人将其总结为“股权财政”的成功。

　　事实上，“股权财政”是什么？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。罗志恒认为，所谓“股权财政”并非新实践。土地出让收入本身就是政府凭借产权取得的收入，属于广义的“股权财政”范畴。市场热议的“股权财政”，实质是想表达从“以地引资”转向“基金招商”和“重塑税基”。

　　上海盛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周道洪撰文指出，“股权财政”主要体现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账本中，包括：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的年度净利润；政府从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中按持股比例分得的股息和红利；国有产权或股权处置时获得的净收入；企业解散清算后净收入中的国有部分，以及其他收入。

　　依靠“股权财政”提高政府收入主要有两个方向：一是通过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收益、利润上缴比例提高财政收入；二是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或是政府引导资金投资相关产业，再通过股权增值退出的方式实现财政收入增长。

　　上述两类方式中，前者是对存量的“再分配”，后者是对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参与经济活动方式的“重塑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