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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86岁的陈立泉看上去就是一位普通的老先生——头发花白、面容清瘦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亲切得像个邻家长辈。

　　可就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先生，在36岁“转行”，在自行车还未完全普及的年代研究汽车电池，在日韩企业遥遥领先的困局中带领中国锂电池成功“突围”。

　　7月8日上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，陈立泉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面对荣誉，这位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坦率而诚挚：“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，没有团队的共同努力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。”

　　旧鸡舍里起步

　　陈立泉与锂电池的缘分，始于一次偶然。

　　1964年，陈立泉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，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晶体生长研究。1976年，受中国科学院派遣，时年36岁的他前往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访学进修。自此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

　　马普研究所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。桌子上摆放的一个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引起了陈立泉的注意。仔细观察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马普研究所的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氮化锂超离子导体。

　　“它可以用来制备电池，并有可能用来驱动电动汽车，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”。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，陈立泉立刻写信回国，申请将研究方向调整为固态离子学和固态电池材料研究。

　　物理所领导很快回复。此后，他用5个月时间完成导师交付的晶体生长任务，随即开始了固态离子学研究。这个看似寻常的抉择，为多年后中国锂电池的崛起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1978年，怀揣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，陈立泉回到祖国，给自己立下“军令状”：“3年国内立足，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！”

　　心中是星辰大海，眼前却是一穷二白：要设备？没有，用废旧仪器改装；要住处？没有，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……就这样，38岁的陈立泉带领着他的中国锂电“梦之队”扬帆起航了。

　　牵头组织国内首届快离子导体学术会议，凝聚起国内最早一批固态离子学研究群体；创建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，成功生长出锗酸锌锂单晶；牵头承担中国科学院“六五”重大项目，前瞻性提出开发面向未来电动汽车的锂电池和相关材料；承担国家“863”计划储能材料—聚合物锂电池专题，担任专题总负责人……

　　众志成城，1988年，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。虽然这一成果受限于当时的材料体系、电芯设计和制造工艺条件，并不具备商业化应用的可能，但它标志着我国在固态锂电池这一前沿方向上实现了“从0到1”的重大突破。

　　困局中突围

　　1991年，日本一家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。时年51岁的陈立泉再一次站在了研究的十字路口。

　　是固守原来的阵地，继续研究固态锂电池，还是另起炉灶？陈立泉当机立断：尽快转向更容易产业化的液态锂离子电池，填补我国在这一关键技术领域的空白。

　　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工厂像是一间手工作坊，房间内墙面斑驳、门窗破旧，光线昏暗，每走一步，地板就翘起来。缺钱少人少设备，陈立泉带领团队既负责技术又当工人，摸清了生产的每个环节，“累了就直接关灯，趴在桌上睡一会儿”。

　　苦心人天不负。几年后，陈立泉带领团队率先研制出国内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，建起国内第一条锂离子电池小试线，解决了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艺问题。经专家鉴定，电池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至此，中国锂电池产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，迎来了胜利的第一缕曙光。

　　然而，现实很快又给了他们沉重一击。根据陈立泉的设想，小试之后，研究所和企业先共建一条中试线，等技术成熟了，产业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。谁知几番奔波下来，处处碰壁。汽车电池？“暂时还看不到用途”，在那个连燃油汽车都还未普及的年代，面对这个遥不可及的“未来故事”，几乎没有企业敢投资。

　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。欣慰的是，转机并没有让人等得太久。关键时刻，中国科学院想办法拿出80万元支持，后来几经周折，在中国科学院的牵线搭桥下，澳门一家合作企业答应了投资。

　　缺原材料，自己合成；缺设备，四处借；专业人员匮乏，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干。1998年，依靠自制设备、国产原材料和自主创新技术，陈立泉带领团队建成了国内首条年产能20万支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，一举拿下规模化量产的“钥匙”。由此，中国锂电池商业化驶入了快车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