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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工智能(AI)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，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。

　　今年5月11日，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》对外公布，其中提到“完善人工智能治理，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”；同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公布，其中提到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，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，视情安排审议”。

　　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领先国家，我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方面，适宜采用怎样的立法模式？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的重点是什么？围绕这些问题，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近日专访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、《网络法治蓝皮书》主编支振锋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昕。

　　正推进高质量立法

　　记者：介绍一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的最新进展？

　　支振锋：最新进展是今年5月公布的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。

　　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》要求，完善人工智能治理，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；加快完善保障数据、算力、算法、产权、网络安全、供应链安全等人工智能共性要素及规范重点应用场景方面的立法。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”纳入预备审议项目。这意味着，我国正在推进高质量人工智能立法，回应时代需求。

　　记者：我国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哪些经验？

　　支振锋：近年来，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，我国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立足技术发展规律与治理实际，以“小快灵”立法先行、专项规制突破、体系化完善推进，已形成多层次、宽领域、协同化的人工智能立法格局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立法先进经验。

　　民法典、刑法等国家基本法律已经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整体性监管框架；网络安全法、数据安全法、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，为人工智能数据利用、安全保障、创新激励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规制体系。

　　其中，网络安全法在修订时新增的人工智能相关条款，已经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及相关技术的可信、可靠、可控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。

　　此外，算法推荐、生成式人工智能、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部门规章，及时解决了人工智能领域新型突出问题。

　　戴昕：我国当下开展的人工智能治理，精准适配新兴业态，得益于数字法治建设积累的宝贵治理经验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依托社交媒体、网游、电商等领域积累的监管经验，我国形成了完备、可复用的治理工具与机制，已经走出适配AI技术迭代的高效立法治理路径，这是我国独具优势的立法实践经验。

　　急用先行成熟先立

　　记者：根据我国目前积累的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经验，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，比较适宜的模式是什么？

　　支振锋：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和产业进行立法，必须坚持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辩证法，把握立法的“时、度、效”。实践中，在国家法律体系日益健全的情况下，我国聚焦人工智能治理突出问题，采取急用先行、成熟先立、动态完善的立法策略，解决了算法治理、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、人脸识别滥用等问题。

　　对于立法路径的选择，必须立足自身国情。在立法路径上，我国走的是一条先探索分领域立法、敏捷回应和解决具体问题，待条件具备、时机成熟后制定统一人工智能法的路径。一是我国“小快灵”立法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均能有效回应行业治理现实问题；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场景高度多元，行业差异显著，分领域立法能够实现更为精准的制度供给，避免综合立法因追求覆盖全面而流于空泛原则；三是通过人民法院实践案例、地方立法或试验型立法的创新探索，可以为未来国家层面综合性统一立法积累充足的经验样本。

　　记者：什么时候适宜制定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综合性法律？

　　支振锋：何时适宜制定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综合性法律，取决于三个方面，一是对人工智能内在规律的认识，也就是能否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；二是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产业实践的认识，只有充分把握了应用场景和产业落地实际情况，才能确定立法的规制对象和力度，保证立法的科学性；三是把握当前人工智能相关制度和监管实践。

　　补足关键制度空白

　　记者：我国目前的人工智能领域立法重点有哪些？未来应聚焦于哪些方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