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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新型、隐性腐败问题凸显，很多腐败犯罪是由行受贿双方通过放贷收息、购买原始股获利、虚增交易环节获取差价等方式进行。近日，“两高”发布新司法解释，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。图片由人机协同辅助生成

　　时隔1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4月10日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》(以下简称《解释(二)》)。作为2016年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《解释(一)》)之后出台的第二份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，《解释(二)》将自5月1日起施行，释放出强烈的反腐法治信号。

　　“《解释(二)》的出台，是我国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，织严织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，回应实践中出现的争议问题，体现反腐工作新动向、新重点的重要举措。”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兆峰表示，《解释(二)》的出台实施，与刑法修正案(十二)、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相衔接，标志着我国反腐刑事立法从“框架搭建”进入“精细操作”的新阶段。

　　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璞玉认为，《解释(二)》的出台，体现出我国反腐败斗争从“重打击”向“重规范、重质量”转变，彰显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鲜明理念。

　　进一步明确单位行受贿罪追诉标准

　　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的多名律师认为，《解释(二)》在保持《解释(一)》中自然人贿赂犯罪数额标准不变的前提下，对单位贿赂、关联贿赂、赃物犯罪、追缴程序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则补充与细化。

　　王兆峰分析说，《解释(二)》系统性地填补司法实务的空白，不仅对单位行受贿、介绍贿赂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、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统一了入罪与量刑标准，还明确了挪用公款、斡旋受贿、特定财物价格认定、退赃从宽、违法所得追缴、监察阶段自首等实务中疑难问题的认定规则。

　　“《解释(二)》指导实践价值较强。”王兆峰认为，以往这些司法实践中的模糊地带，不仅让部分犯罪分子心存侥幸，也加大了司法机关的查处难度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单位行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相对模糊，部分行贿人将个人行为包装成“单位行贿”，企图逃避刑事打击。律璞玉表示，《解释(二)》新增了单位受贿罪、单位行贿罪、对单位行贿罪的具体标准，解决了标准模糊导致量刑不一的实务难题。

　　针对这种情况，王兆峰指出，《解释(二)》明确引入了“违法所得归属”这一核心判断标准，“即使行贿款项从单位账户支出，只要最终不正当利益归于个人，就按个人行贿追责”。

　　揭开新型、隐性腐败的伪装

　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。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“出台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，着力破解发现、取证、定性难题，让新型不‘新’、隐性难‘隐’”。

　　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，惩治预期收益、约定代持、政商“旋转门”等新型、隐性腐败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。这些行为往往因隐蔽性强、取证难、定性争议大成为治理贪污贿赂的“痛点”。

　　王兆峰分析指出，《解释(二)》揭开了部分腐败行为“民事交易”的伪装，明确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认定规则，无论外在形式是股权还是期权，只要实质上属于凭借职权获取的不正当利益，均可被穿透认定。即使相关收益在案发时尚未实际兑付，仍应按照案发时对应的溢价，计算受贿数额，从而堵住利用商业外壳进行利益输送的漏洞。

　　在证据认定方面，《解释(二)》将证明重心从贪污贿赂的“过程行为”转向“明知与收受”，破解取证瓶颈。王兆峰解释说，《解释(二)》明确，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请托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，即可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，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转达请托、是否实际为请托人办事，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。

　　《解释(二)》对行为定性标准与数额计算方法均作出了清晰规定，例如预期收益的认定尺度、特定财物的界定规则等，为司法裁量提供了统一明确的依据。

　　此外，《解释(二)》实现了从行贿、受贿“两端打击”向“全链条打击”的升级，将打击范围扩展到了中间环节的斡旋者和介绍者，规定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包含实质性的隶属、制约关系，不限于主管或直接上下级关系，实现对“影子腐败”“代理人腐败”的精准打击。